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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勇鵬:中美關系背后的兩種歷史邏輯

          2019-03-12

           

          從這個推演來看,在未來沖突中,中國無論勝負,代價和風險都極大,美國雖然失敗成本較小,但勝算也極小。因而,雙方的理性決策者,必須避免該劇情的上演。——“治亂律”與“興衰律”

          近日,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撰文闡述了“中美關系事關兩個秩序”的觀點。兩個秩序論,是說中國不希望美國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內秩序”,美國則擔心中國挑戰其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美將各自的秩序奉若圭臬,同時又懷疑對方的意圖。這一論述切中中美關系的要害。筆者認為,在這兩個秩序的背后,向歷史縱深處探查,可發現中美、乃至東西文明大相徑庭的戰略關切,也即兩種歷史周期律——治亂律與興衰律。

          中國“治亂律”:事關存亡之理

          有一個關于“知乎神問答”的網絡段子:“問:中國為何沒有向外擴張的傳統?答:這么大的疆土難道是充話費送的”。沒錯,中國廣闊的領土,每一寸都是先輩披荊斬棘、胼手胝足打拼下來的。無論是按中國傳統敘事,強調華夏文明通過對四方邊陲“文以化之”實現文明同化,還是按中央-邊緣視角,強調中原文明通過權力外推形成農耕-游牧的穩定邊界(如拉鐵摩爾的內陸邊疆理論),中國人眼中的“天下”都是一種文明權力擴張的產物。

          然而,中國歷史的獨特之處在于,當相對獨立空間實現大一統后,就進入了一個治亂循環的階段。普遍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穩定,意味著人民的安全、福利和社會發展有了基本保障,這是中國歷史所能見到的最好局面。而政治秩序的喪失,則帶來天災人禍、戰亂頻仍、人口大量死亡、社會發展倒退,這是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最壞局面。在切身的慘痛經歷中,中國人產生出了“寧為盛世犬,不作亂世人”的樸素智慧。

          因而,相較而言,中國傳統話語不關注“興衰”這樣的概念,因為在沒有對等的參照系和競爭者的情況下,一個王朝的興起與衰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隨之發生的普遍政治秩序的存亡。因而中國人關注更極端、更徹底的“治亂”或“興亡”概念,中央權力興則出現太平盛世,中央權力衰則意味著天下之亡,強者率獸食人,弱者人人自危。

          現代中國依然面臨治亂問題。1947年,熟讀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在與黃炎培談論歷史周期律時,一方面表達了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對治亂律的長期思索。中國歷史上亂世的出現,在通俗史觀看來,除強敵入侵外,無非是統治者的殘暴腐敗所致。但這只是現象,究其制度機理,大抵有幾方面原因:皇權與相權的失衡、士族或地主階層的坐大、官僚機器的腐敗和僵化、以及王權借以與權貴和官僚斗爭的力量(如外戚、宦官)的膨脹。與歐洲政治現代化的成功經驗(王權、貴族與資產階級相互制衡)相比,缺了重要的因素——公民社會。共產黨人試圖將歐美的成功經驗再推進一步——通過建立真正的民主來跳出治亂律。毛澤東在建國后,曾試圖直接訴諸人民的力量,以避免精英利益集團的固化和官僚主義的僵化,結果由于過度強調制度的消極面,未能辯證地對待法治,導致了極端化的文革。

          今天的中國,仍然面臨著歷史治亂律的嚴肅考驗,改革、民生、反腐,無不是為這個目標而采取的手段。能否維持普遍有效的政治秩序,事關中國的國運和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對外關系和外交政策必須首先服務于這一根本利益。

          西方“興衰律”:永恒的焦慮

          與中國不同,歐洲歷史體現了另一套邏輯,即霸權興衰律。在羅馬帝國衰落后,歐洲沒有形成任何足以提供普遍政治秩序的中央權力。帶著對“羅馬治下和平”(Pax Romana)的永恒懷舊,各法蘭克王國或近代民族國家都希望重現古羅馬的光榮,但始終未能跳出春秋會盟式的爭霸階段,跨越戰國六合一統式的臨界點。其結果,就是各王國沉浮起落于霸業更替之間,一家一姓只能短期內居于相對優勢地位,并在此地位上汲取相對優勢帶來的紅利,直到在下一場爭霸戰爭中退回一隅偏安。

          霸權爭奪雖然也涉及歐洲普遍政治秩序的問題,但由于有眾多競爭權力中心的存在,普遍秩序本身在爭霸者眼中僅具有第二性:首先,霸權者只能作用于國際體系,而不能直接為整個地區提供普遍秩序;其次,霸權衰落也并不一定導致政治秩序的崩潰,在很多情況下,爭霸戰爭雖然血腥,但失霸者依然可以維持政治實體的存在。

          這種游戲在近代逐漸形成穩定的規則,特別是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之下,國家主權以國際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國際關系以不消滅對方國家為原則。現代主權體系進一步固化了歐洲國際關系的興衰律,因為在國際體系約束和英國這樣的離岸平衡者的制衡下,國家一般不通過征服和兼并來消除競爭者,霸權的興衰成為歐洲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題。即使是拿破侖和希特勒這樣的規則破壞者,也難免走回霸權興衰的老套路。

          歐洲近代的殖民擴張,為霸權興衰帶來了新的內涵。從西班牙、荷蘭到英國、美國,西方的霸權國家同時也是全球殖民帝國的老大。類似于古希臘城邦體制依賴于對公民群體之外的奴隸的剝削,西方霸權國家內部社會體制也依賴于從殖民地或全球價值鏈中獲得的霸權紅利。

          美國是這一歷史邏輯的集大成者。20世紀之前,美國擁有近乎無限的土地、資源和機會的供應,先天條件優越。當美國在北美大陸的擴張達到極限后,內部矛盾迅速增加,但美國由此踏上霸權道路,借霸權紅利維持了社會穩定和政治秩序。20世紀的進步主義和民權運動,本質上就是用超額霸權利潤來贖買有組織工人和黑人等高危群體的維穩手段。換句話說,美國政治的分權原則,是靠分利來維系的,一旦無利可分,任何權力分配的游戲都很難繼續玩下去。既然利的主要來源是霸權地位,美國自然會視霸權維持為最核心的國家利益。

          霸權“興衰律”的存在是近來美國人熱衷談論“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興衰律使西方式霸權,不管是哪個具體國家,都處于持續的焦慮中。霸權國注定會以疑懼的眼光看待任何一個上升中的國家,并假設最壞的前景,未雨綢繆。尋找假想敵是興衰律之下的宿命思維。例如,在英美在霸權交替過程中,都視對方為假想敵。據美軍陸海聯合委員會1930年的報告推測,美國的經濟滲透和商業擴張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將威脅到英國的生活水平,導致其經濟崩潰,因而雙方必有一戰。直到1938年,美國還在進行假想敵為英國的紅藍軍事演習。而美國在霸權尚未到手之時,就已經開始尋找有可能威脅自己的下一個敵人,早在一戰前就開始制訂針對日本的橙色計劃和針對德國的黑色計劃。美國學者邁克爾?沃霍斯研究了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在1930年代的136次軍事操演,發現其中127次是模擬與日本的戰爭。霸權興衰律導致的這種焦慮,常常會歪曲霸權國對形勢的理性判斷,甚至可能導致自證預言的沖突。

          “兩律”注定中美沖突?

          近年,中美領導人多次談到核心國家利益或底線思維,上述治亂律和興衰律就是中國和美國核心國家利益的底色。從邏輯上看,這“兩律”未必是沖突的,就像王緝思教授所說,中美互不挑戰對方的底線即可。中國領導人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希望中美避免沖突、相互尊重,就是為了跳出“兩律”的陷阱。可是現實中,以下兩大因素又似乎決定了中美沖突的不可避免:

          首先,美國不夠尊重中國人對治亂律的關切。正常外交關系的基本前提,是對對方政權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承認。然而,美國政府和精英階層中的不少人始終抱著一種“臨時心態”與中國共事,不少人期待隨著中美交往,中國有一天會變化,乃至“變天”。他們近來對中國更激烈的批評,相當程度上源于這種變化沒有發生而帶來的失落感。中美關系在他們心中只有工具價值,而非事業本身。他們還常訴諸一種政府、人民的二分法,試圖建構一種既與中國摩擦又不“反華”的討巧形象,分裂中國社會民意以便火中取栗。更不用說,將中國作為假想敵已經成為美國軍事戰略界的思維習慣了。打個比方,抱著改造對方的態度談戀愛,怎么可能成功?可美國就是這樣一個不甘心的“強迫癥戀人”。從美國威脅中國的治亂律始,卻以擔心中國挑戰美國的興衰律終,這不是歷史是宿命,而是美國自己擲出的回旋鏢。

          其次,東亞是中國治亂律與美國興衰律的“鋒面”。一方面,周邊秩序是中國治亂律的題中之義。中國歷代政權建立的普遍政治秩序必定會外溢到周邊地區,這并不僅僅是中國古代朝貢體系的特性,也是歷史上一切文明或權力中心的本能需求。因而,任何性質的中國中央政權,都會對東亞地區秩序有所關切。另一方面,東亞又是美國“天定命運”的行進方向。美國自建國起,戰略態勢上就是“東守西攻”,從孤立主義到門羅主義就是對歐洲和大西洋舊世界的防御姿態,而從西進運動到門戶開放就是面向太平洋的進取姿態,從美西戰爭、巴拿馬運河到兩洋戰略就是從東守到西攻的轉折點。二戰后,美國的戰略重心從歐洲、中東、最終轉向東亞。兩個大國的核心利益落腳在同一個地區,沖突的前景似乎是順理成章。

          那么,當兩種歷史定律碰撞之時,沖突的結果又會如何?首先,收益成本核算決定了中國會更堅定。治亂律決定了這場家門口的沖突對中國人來講是存亡之爭;興衰律意味著美國面臨的是超額霸權利潤的得失之戰。存亡大于得失,中國意志更強。其次,攻防優勢比決定了美國勝算不大。最后,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都會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失,復興進程將遭受重大挫折。

          從這個推演來看,在未來沖突中,中國無論勝負,代價和風險都極大,美國雖然失敗成本較小,但勝算也極小。因而,雙方的理性決策者,必須避免該劇情的上演。

          跳出歷史周期律

          本文提出的“兩律”,只是既往歷史規律的總結,并非中美兩國無法突破的宿命。既然前述的沖突劇情不符合中美兩國利益,雙方就該致力于跳出歷史的周期率。事實上,歷史本身已經超出了舊階段,兩律都已經有了新內涵:

          其一,治亂律升級版:中國政治秩序與世界政治“云”對接。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封閉地緣空間被打開了,中國文明系統與世界政治的網絡建立了高密度的聯通。例如,中國的清末共和、抗日光復、聯美抗蘇和改革開放都離不開美國的影響和合作,美國在中國實現普遍秩序和經濟復興的過程中總體上發揮了正面作用。中國的治亂律不再僅僅涉及中國及周邊地區的秩序,同樣也與世界體系和中美關系息息相關。從另一面看,中國的治亂也不再僅僅是中國人“天下”范圍內的事,中國之治會成為世界穩定和發展的動力,中國之亂會外溢為世界性的災難。中國的治亂律有了全球政治的意義。升級版的治亂律,要求中國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外部,也要求世界更重視中國成敗的影響。

          其二,興衰律新模式:美國可開啟“眾籌”世界秩序。在美國之前的西方霸權興衰傳統中,無論守成國還是崛起國,都是中小規模的國家。美國建立了新的霸權模式,即霸權國和挑戰國本身都是超級大國。冷戰結束后,美國的相對實力下降,新興國家集群興起,且都是國家規模巨大。主導國家體系從千萬人口級的西方列強時代,經過美蘇超級大國時代,今天已經發展為億乃至十億人口級的世界大國時代。按2014年的各國GDP、人口、面積排名,美、中、俄、印、巴西等國位列第一梯隊,日、德、法、英等往日大國在某些方面也仍有一席之地。

          這種國際力量格局,意味著歐洲和美國的傳統霸權模式都不可能維持。美國在任何地區都不具絕對優勢,也都沒有金磚大國級別的盟友。正如戴維?蘭普頓所說,美國GDP占全球35%時為人們所接受的戰后世界秩序,在這一比例低于20%時就難以為繼了。美國明智的選擇是放棄過時的霸權思維,借鑒產業創新中的“眾籌”模式,倚重各地區大國提供地區秩序并從中獲益,這樣做既符合美國利益,也有利于更好應對全球問題。這意味著美國在東亞地區要首先跳出興衰律,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維,以承認中國地區優勢為前提實現美國在東亞更有利的存在,并與中國共同提供地區秩序。

          總之,中國和美國都應致力于超越各自的“歷史律”情結。中國的發展和穩定,離不開與美國的合作關系。因而中國人尋找突破治亂律的努力,很符合邏輯地指向對超越霸權興衰律的關注,即中國如何能夠在追求發展和崛起的同時,避免與美國發生沖突。但是,這個邏輯同時表明,中國在中美關系中尋求突破興衰律,是以中國自身發展不陷入舊的治亂律為前提的。這兩點對于理解中美關系的性質十分關鍵。

          1972年的會談中,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將話題“限于哲學方面”,而非臺灣、越南、朝鮮、蘇聯等“眼前問題”。今天的中美高層也需要更“哲學”一點的戰略對話,談歷史智慧,談對世界的看法,談清楚什么是底線、什么可以妥協。議題清單和技術細節應該留給職業官員解決,不應再任由美國式的“處長治國”和雙方媒體炒作干擾高層政治對話和社會大眾情緒。認清中美兩國各自的歷史周期律及其未來可能,或許是進入真正的戰略對話的一個切入點。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范勇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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